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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可辛说，《中国合伙人》本质在讲美国梦，其实是借了这几个人，这几个故事，去讲中国内地一个跨度二三十年的故事。
CEPA（“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”简称）实行了10年，香港与内地合作片之势几乎取代了过去的香港电影。陈可辛从2005年起北上，加入香港导演的合拍大军，至今奔走在香港、北京两地，已经8年之久。
作为香港导演北上的代表人物，在8年的时间，他先拍了首部歌舞爱情片《如果爱》，谨慎探路；然后迅速投入古装武侠片的内地热潮中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为了努力迎合内地市场，他过去擅长的现实、小人物题材，完全没有用武之力，整个人就是武功全废，束手束脚，挣扎着来适应内地的环境。
也是这8年，陈可辛导演经历了中国内地市场的巨变，见识了观众进影院只认大片的疯狂场面，以及现在中小成本影片也能斩获高票房的局面。他本人从完全不了解内地人情世故，到跟内地商业伙伴分道扬镳，如今独力摸索。他曾经期望以古装大片占领市 场，但《投名状》海外票房的巨大失利，《武侠》内地票房表现不尽如人意，他监制动作大片《十月围城》、《血滴子》票房也都低于预期……这些让他颇有挫败感。
但陈可辛是少数能够直面得失的香港导演，他反思这些年的北上得失，决定回归自己最擅长，也最喜欢的关注现实题材电影。5月17日，他在内地执导的第四部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公映，这部投资成本最小，明星阵容普通的影片，不出意外，将让他获得北上8年最完美的一次成功。
《中国合伙人》的投资人之一王石最初看完影片剧本之后，夸赞陈可辛：“这是你自《甜蜜蜜》之后最好的剧本。”尽管这是一个香港人拍摄的纯内地人的奋斗故事，王石最终决定参与影片投资。
表面上看，《合伙人》讲的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美国梦；但是对于陈可辛而言，这也是一个香港电影人的内地梦。
陈可辛新作《中国合伙人》的原型是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、徐小平、王强的故事，之前曾有人猜测影片是有新东方教育集团的植入，但陈可辛否认了这一点，他只是借了俞敏洪他们三人的一个故事，影片也不是专门在说新东方的创业史，他的这部作品其实有更大的表达诉求。
记录时代：30年来民营企业家的奋斗史
陈可辛导演自述：“我非常想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人和事，那个年代我觉得也非常有趣，应该是中国最有趣的三十年：无论人的财富、国家本身，整个经济体系……所有东西都是从无到有。
选择新东方这个题材，第一是因为它有喜剧感，中国人学英文其实就是个挺有喜感的东西；再加上去美国，有这个美国梦。其实是借了这几个人，这几个故事，去讲一个跨度二三十年的故事。
徐小平的剧本提供了一个概念，不是结构，现在片头字幕里，写第一稿剧本是林爱华。徐小平首次看了全片之后很喜欢，他说：陈导你只留了我八个字，就是成东青、孟晓骏、王阳。我说：不对，还有“新梦想”这个公司的名字。这些的确都是他写的，但基本上整个角色、背景很多东西都重新编了。
邓超的角色孟晓骏确实比较像我（孟晓骏是片中主人公之一，三人中唯一出国留学的人，回国后加入新梦想公司，致力于公司上市），从他到美国留学的经历，到后来他在美国混不下去回来，最后他跟成东青的所有的较劲等等。从经历、背景，包括他的个性都比较像我，所以我就变成这个角色资料来源的最重要一部分。他在餐厅打工收拾餐台，没资格拿小费，一个外国老太太悄悄塞给他20美元的小费，这都是我当年的亲身经历。“
在1990年代，陈可辛与曾志伟创办了UFO电影公司，先后拍摄了《双城故事》、《风尘三侠》、《金枝玉叶》、《甜蜜蜜》等众多爱情佳片，成为香港爱情现实题材影片的名导。进入内地市场之后，陈可辛转而投入古装大片的拍摄，经历了几年的市场洗礼，陈可辛终于宣告以《中国合伙人》回归他拿手的现实题材。
创作背景：小片终于有了生存空间
导演自述：“首先，《中国合伙人》不是回归喜剧或者爱情片，是现实题材的回归。我本身比较擅长拍现实题材，更擅长拍时间跨度比较大的戏。那种时代变迁、成长、情怀等等这些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东西，但是以前一路没有机会。我的身份是香港人，你要拍内地的东西永远都有一个能不能接得上地气的考虑。
当时，整个工业都还是在拍大片，工业本身要跟观众达成一种平衡的关系。当时观众已经不在电影院看电影了，所以大家去电影院看的都是大片。那时候中小型的电影无论拍得多好，口碑有多好，他们都选择在家里看，确实没有在电影院看小片的习惯。
2002年，内地开始有古装大片（《英雄》），这些国产大片的历史功能是让观众回到影院。这个功能在七、八年已经达到了，观众现在已经开始回到戏院，而且已经开始对大片审美疲劳。过了一两年，我才看到这个小片开始有机会，在市场上有一定的表现。这个时候，我才有机会回归去拍现实题材，《中国合伙人》就是我第一部拍的内地现实题材作品。“
陈可辛1962年生于香港，父亲是香港导演陈铜民，陈可辛12岁随家人移居泰国，就读于国际学校。18岁赴美研读电影理论，21岁返回香港从事电影工作。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已经习惯了漂泊的生活，所以他的大多数作品中的主人公也都有类似的漂泊经历。以香港为他的电影起点，陈可辛甚至一度在美国执导电影，但他仍然选择以中国内地作为他新世纪以后的事业中心。
初来乍到：第一次来内地时的印象
导演自述：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对内地真的很陌生，别说北京，广州、深圳我都没去过。1993年，我第一次来内地，当时去了哈尔滨、北京、和上海，是为了一部电影看外景，不过后来这部电影没拍成。当时对我来讲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，内地满街都挂着一个牌，上面写着：”给中国一个机会，还世界一个奇迹“——这是北京第一次申奥的口号。
当时我就觉得，中国可能真的希望在世界上给人看得到。那个感觉跟《中国合伙人》很吻合，所以我在这部电影里，苏梅抛弃了成东青，跟他说分手，成东青失恋之后在街上走，有个电视掉下来，背景也是一个路牌，写着“给中国一个机会，还世界一个奇迹”。这个就是我对祖国的第一个印象。
之后对于内地的印象，就完全是就2000年之后，我来内地拍戏建立起来的。我记得拍《如果。爱》的时候，完全像跟时间在赛跑。当时整个北京都在改变，因为08年奥运会快到了，各个地方都在重建，所有的东西都在拆。我们原本看了一个外景，觉得很好的地方，两周后回去，那里已经拆了。
那时，我看到北京这个城市变化很快，这些大的变化也都在《中国合伙人》这部电影里呈现了——这就是内地三十年迅速的改变。“
2003年，CEPA协议签署之后，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享受国产片待遇，不必再和进口片争夺名额，这样的利好条件使得越来越多的香港导演北上掘金。陈可辛在2005年来到内地拍摄了首部作品《如果爱》，在这之前他考虑了很长时间，毕竟内地题材和环境的限制，必然会让他产生各种转变，但进入这个市场，就必须遵守这里的规则。
北上掘金：八年合拍个人得失
导演自述：“回首来内地拍戏的这8年，失去的是拍我自己生活本能的东西。拍现实题材我是不费劲的，是我的本能。但我刚来内地那个时期，因为一定要拍古装大片，就好像失去了这个本能。这次拍《中国合伙人》，我的本能又可以回来用了，就变成没有什么失去的。
我是一个十二岁就离开了香港的人，我在传统第一印象还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，也不是一个典型的香港人。因为我的中文的程度就到小学，其实我连中学都是念英文的。来内地拍戏，得到的是最多的是对现在的内地的一些民生、人文、文化等的认识、以及认知。也使到我更能明白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历史。
在内地，我拍的第一部作品是《如果爱》，这不是我坚持要拍的爱情片。当时突然间要我拍部武侠片，我也不会拍，我也不懂，我也没有武侠的梦。也不是说，每个导演都有个武侠梦，其实我就没有。我这样拍爱情片的导演，为了符合市场的要求，不得不去把《甜蜜蜜》那种小的爱情片，把它变大一点。
我拍《甜蜜蜜》，大家是会看的，但只是在家里看。所以，我就把类似《甜蜜蜜》的这种爱情片，小情小趣的东西把它放大，有歌舞有场面，希望能吸引观众进电影院。
《如果爱》之后，我下一部就拍了《投名状》，就把它再扩大到真正的符合内地的产业规矩和规律的电影。“
从2002年的《英雄》成功开始，中国内地市场进入一个古装大片的时代，即便是观众不断表示对大片越来越反感，但高成本的古装大片仍然是当时市场相对最为稳妥的投资项目。陈可辛他本人虽然并不喜欢古装大片，但在市场需求之下，他不得不选择这个题材作为市场的突破口。
大片时代：《投名状》与《武侠》的成败论
导演自述：“回过头来看，《投名状》确实是商业上并不成功的电影。虽然它在内地票房很成功，确实有大场面，有动作，有千军万马，有历史元素。但是它还不是当时最符合海外市场的眼光的那种电影（注：北美仅收入12万美元票房）。
当时海外市场对中国的电影还是喜欢看一些对白比较少，视觉效果比较多，还是得飞，还是得打。《投名状》其实打的只有十五分钟，整部戏都是一部文戏。讲的都是一些宫廷，勾心斗角，朋友、兄弟情之间的东西。
外国观众看的时候还是要看很多字幕，他们理解剧情就有困难。《投名状》使我更明白：外国观众不会对你人文的东西有兴趣，除非它是一个小的艺术片。但是你要真正的征服美国或者世界大的商业片市场，文艺片、艺术片也不是有足够的号召力，《投名状》使得我更认清了中国电影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。
《武侠》的问题在于，它还是在讨好市场。它是一个武侠片，跟我自己的电影追求是有矛盾的。有些时候，作为导演，你必须得在形式上比较随波逐流，做一个大众觉得可以的电影，就是武侠片。但当时我心里面，也不是真正想拍部武侠片，所以其实里面的内核也不是真正的武侠片，并且《武侠》打得还是不够火爆，这些都是原因吧。“
《甜蜜蜜》作为陈可辛的代表作，至今仍然不断被媒体和观众提起，这部作品也被视为陈可辛最好的代表作。《甜蜜蜜》成为了陈可辛的光环，但盛名之下，他的每一部新作都会被拿来和《甜蜜蜜》作比较，人们都希望他有一天拍出的作品能够超越《甜蜜蜜》，这其实也是很多导演和观众之间存在问题。
自我评定：票房论英雄更公平
导演自述：“每一部电影的好坏都是说不清楚的。你说票房论英雄吗？确实可能只能票房论英雄。大家一定很反对这个方法，但是确实没有比这个更公平的方法。因为你说评论，评论都论英雄，每一篇好的评论都同时有一篇坏的评论。每一篇说你这一点特别好的，也有人说同一点特别烂的。所以我觉得你说评论也不是最客观的评论。
但是作为导演，面对每一个观众或者每一篇评论只要那个观众不喜欢，其实你在他面前你就是失败的，这是一对一的关系来的。所以我觉得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讲，电影票房等于民主投票一样，我们不一定要同意民主投票出来的结果，因为谁都知道不会有100%公正，但是也能说明问题，要是有51%的投了票，它就算赢。
我能把握的就是我自己对自己负责，而我自己每一部电影都对自己负责。一部新片好不好得过《甜蜜蜜》是无法比的，因为每部电影都没有可比性，可能它难度比《甜蜜蜜》更高，可能它的技术性比《甜蜜蜜》更高，所以它做不好。但是我每一部做的时候都会在新的一部电影里尽量去突破自己，或者做到一些我相信的东西。“
2012年，中国内地电影市场总票房破170亿元，近几年的内地市场形成一种突飞猛进的态势，除了在本土高奏凯歌，中国电影也一直在寻找走出去的契机。报名奥斯卡、国产片海外发行等多种形式都是在尝试和世界影坛交流，对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诉求，作为电影监制和导演陈可辛是如何看待的呢？
冷眼旁观：中国电影不必走向世界
导演自述：“对于近几年中国电影一直谋求走向世界的问题，我的话可能非常不符合主旋律的。我觉得我们的人口最多，有13亿人口这么大的潜在市场，其实当一个电影在中国成功，它差不多等于是世界成功。冲奥也好，海外卖片也好，我也做过这种事情，但是到最后，其实海外市场是不能够逆转的，是不可能让中国的GDP和文化同时一样那么强大。
我们之前外销的电影主要是分为两极，一极是文艺片，就是讲我们一些很农村的东西，或者一些很奇怪很特别的东西。还是在贩卖文化的那种东西，其实第五代做了不少了。也不是不好，非常好。使到这些故事在全世界有放映的机会，是电影节的电影，但其实这些电影都不是大规模的放映。另外一极就是武侠片，就是一些飞来飞去的，奇观的东西，武侠片其实跟好莱坞的超级英雄是同类型的。
我们的电影就永远有这两极，而且电影质量并不随着我们的GDP上升，现在我们是第二大的电影经济体，就算我们变成第一大的电影经济体，我们的市场还是中国，还不是全世界。我觉得你真的要走到国际，偶尔有一些电影是可以的。但是作为政策使到中国电影变成全世界的电影是不可能的，我觉得在五十年里边不会发生的。“
